Professor Wang, 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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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秀山学术小传

                                    王齐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西方哲学室主任

叶秀山,男, 1935年6月出生于上海,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攻西方哲学,兼及中国哲学和美学,爱好京剧、书法并专著出版,业余时间以聆听西洋古典音乐为乐。自上世纪60年代起共出版论著20余部,其中多部多次再版,所发表作品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哲学研究代表著作有《前苏格拉底研究》(1982)、《苏格拉底研究》(1986)、《思•史•诗》(1988)、《无尽的学与思》(1995)、《愉快的思》(1996)、《中西智慧的贯通》(2002)、《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2003)、《哲学要义》(2006)、《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2009)、《学与思的轮回》(2009)、《启蒙与自由》(2013)、《知己的学问》(2015);艺术与美学代表著作有《京剧流派欣赏》(1963)、《书法美学引论》(1987)、《美的哲学》(1991)、《古中国的歌》(2007)、《说“写字”》(2007)等。

一、生平

 1935年6月4日,叶秀山出生在上海。学生时代的叶秀山并不是用功的学生,不过也并不调皮,不用功的原因后来被他自己归咎为“不开窍”。受喜爱京剧和书法的父亲的影响,叶秀山从小就浸濡在这两种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艺术之中,且亲身实践。又因为生活在上海的缘故,家里对他的英语学习比较重视。在中学时代,叶秀山对平面几何发生了兴趣,常设想些问题去问老师,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上高中时,他看到同班同学中几个年纪大的同学爱好写作,甚至有作品发表,因此萌生了写作的愿望,苦于没有“好词好句”。适逢吕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单行本出版,于是就买来认认真真地学起来,读的时候每个例句都要跟前后讲的道理联系起来想,直到想通、弄懂为止。这本书不仅使叶秀山学会了遣词造句,而且也培养了他对语言和逻辑的兴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曾获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解析几何教师刘檀贵先生注意到了叶秀山,刘先生组织学校教师学习《矛盾论》的时候,破例让他旁听,这段经历可以算是叶秀山与哲学最早的相遇了。

1952年叶秀山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值全国院系调整,当时国内著名的哲学家几乎云集北大,叶秀山得以聆听名师教导。例如,辩证唯物主义一课请来人民大学的萧前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西方哲学史则是苏联专家授课,王太庆先生翻译。大学时代的叶秀山在课堂上很少发言,毕业论文在著名的康德专家郑昕先生指导下写了“康德不可知论批判”,其中对康德的“先天性”做了一点肯定,认为“逻辑在先”是有道理的。答辩时贺麟先生看叶秀山脱稿还能把问题说清楚,觉得他不错,毕业时分配时就把他要到贺先生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工作。初到哲学所的时候,叶秀山对哲学没兴趣,因为喜欢艺术,一度闹着转美学组,受到了贺先生的批评。贺先生明确告诉他,研究美学必须要有哲学基础。于是,叶秀山就一直跟从贺先生学德国古典哲学。当时正值美学大讨论,他受了贺先生的影响,尝试着把古典哲学的学习与对艺术问题的思考结合起来,写了一篇《论话剧的哲理性》的论文。这篇论文以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美学和席勒美学作为参照系,把艺术分为象征的、古典的和浪漫的三大风格,然后与中国戏曲的特点相对应。这种做法虽然有些生硬,但对于缺少理论而只讲师徒言传身教的中国戏曲界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事,因此颇受重视,全文在《文汇报》发表。可能出于这个原因,1961年叶秀山被抽调到王朝闻先生领导的《美学概论》高校教材编写组。参加教材编写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常在一起争论,试着辩驳对方。四年下来不仅没有使叶秀山按原先预想的那样转向美学和艺术研究,反而把他牢牢地推向哲学,因为他切实地感到,美学研究离开了哲学就深入不下去,许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要追根寻源,都能追到哲学那里,哲学就是人类追根寻源精神的理论体系。悟到这个道理后,叶秀山比以前更加认真地读西方古典哲学著作,也开始对哲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他渐渐领悟到,哲学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无数有大智慧的人都对它作过研究和思考,它值得我们对它发生兴趣,去追求它、爱它,“哲学”本身就可以有“吸引力”。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叶秀山把哲学思考当成是“愉快的”活动,尤其是在打通一个理论环节、想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而且这种兴趣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 成长于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太多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在那个疯狂的非理性的时代,叶秀山经受不起那种急剧的旋转,甘当“逍遥派”,十年“文革”被转变成一个自修的“空白时间”。1970年在河南信阳“干校”期间,在不劳动、不搞运动的日子里,叶秀山一般做两件事:一是练习书法——他明里用毛笔抄写大字报和毛主席诗词语录,暗里临旧字帖;另一件事就是学习英语、德语、法语——白天名正言顺地读英文和德文的毛主席语录,晚上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看《简爱》、《傲慢与偏见》之类英文小说。后来他还自学起拉丁语、希腊语,他的希腊语学习得到了同住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的希腊文学大家罗念生先生的主动帮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后来能借助其他语种阅读柏拉图的对话,为他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叶秀山只是觉得,古希腊哲学专业性强,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避开政治锋芒。但是从更深的学理上讲,不仅哲学所研究的是本源性问题,哲学自身也是有本有源的,从欧洲哲学的源头入手,当能更清楚地看到欧洲哲学的发展脉络。果然,十年的黑暗过去之后,当“科学的春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来临之时,叶秀山凭借着跟从贺先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凭借“文革”十年的暗中积累,他从古希腊哲学研究起步,历经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洗礼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再造,终于得以在哲学这片追求“无限”与“自由”的王国里自由地驰骋。

二、 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 1980年,叶秀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派赴美国进修两年。当时他的计划是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他去的纽约州立大学奥柏尼分校的哲学系主任恰好就是研究希腊哲学的教授。那个年代走出国门的人大都会有种“两眼一抹黑”的感觉,要花很多时间适应环境和文化,专业方面的进步相对缓慢。叶秀山很快就发现,国外希腊哲学研究的专业性很强,学者们注重的是“学”。但他却有个心思,认为哲学研究更应该从“思”上去做,因此不仅要从专门问题、专家那里去学,更要从真正的哲学家那里去学;做哲学不仅要学“学”,更要学“思”。在希腊哲学的专业性方面我们与西方学者存在一定差距,但叶秀山认为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训练不比美国学者差,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已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只是受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西方哲学的发展不甚了然。于是,叶秀山决心利用在美国的第二年时间,暂时“离开”希腊哲学,选听现代哲学的课程。开始的时候美国学者似乎有些不理解,以为一个学古代哲学的人何以会对现代哲学感兴趣。其实在叶秀山看来,他感兴趣的只是哲学问题,并无古今、甚至也并无中外之分。就这样,叶秀山从维特根斯坦入手,顺着新康德主义的路线一直走到了现象学,从此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哲学的新天地。 回国后,叶秀山先是于1982年出版了专著《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这是出国前已完成的著作;紧接着就是按计划从事《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一书的研究和写作,该书于1986年首版。这两部篇幅不算很大的著作奠定了叶秀山在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它们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而且开始显露出思想的锋芒。在《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当中,叶秀山尝试着从古今统一、历史和理论结合的角度出发阐述“辩证法”思想,上起苏格拉底,下至康德、黑格尔,提出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分析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中并置的观点,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这两本书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日益专业化和细致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988年,原来计划顺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写下去的叶秀山,出乎意料地出版了一部研究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的书《思•史•诗》。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叶秀山个人来说是标志性的,因为它是叶秀山学术生涯中第一部真正具有理论性和思想性的著作。“思、史、诗”不仅是对胡塞尔所开辟的现代现象学传统的绝妙总结,而且它还是一条理解现象学之后的“解释学”和“后现代派哲学”的主线。在书中叶秀山提出,现象学的思路早在黑格尔那里就很明显,只是“诗”在黑格尔绝对理念论的等级中处于最低的层次。西方哲学在经过了胡塞尔、尤其是海德格尔之后,“思”、“史”、“诗”被置于同一个层次,而将其统一起来的基础在于“历史”。传统西方哲学所理解的“存在”是抽象出来的“概念”,而海德格尔提出的Dasein虽然仍是Sein,但它却是具体的、历史的。只是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思想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摧毁性的,它强调思想的具体性、有限性;另一方面它也有继承性,有限的思想逃不出历史的“命运”。前者发展出了法国的“后现代哲学”;后者则有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哲学”的态度比“解释学”要激进得多,他们认为“意义”本身就是断裂的,“意义”之间只有横向的关系,纵向的关系只是一种人为的假象,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解构”这种人为的“结构”,还其本来面目。叶秀山认为,这些“后现代哲学家”的任务是要“超越”“思•史•诗”,或者说站在“思•史•诗”之外。《思•史•诗》一书的出版受到学界的好评,该书多次再版。时隔数年,虽然叶秀山本人对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的理解早已大大向前推进,但该书至今仍是青年学子研究现象学的入门书。从《思•史•诗》之后,叶秀山不再拘泥于古希腊哲学“专家”的身份,开始在“哲学”这片自由的天地里行走,并且开始更多地“讲述”自己的意思,朝着“读书明理”、“融会贯通”的境界靠拢。

三、在“思”的层面上“融会贯通” 表面看叶秀山渐渐从专业性很强的希腊哲学研究领域中抽身而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叶秀山除了研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德国哲学家之外,还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研读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如德里达、福柯和利科的论文,像《“画面”、“语言”和“诗”——读福柯的<这不是烟斗>》、《意义世界的埋藏——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哲学的希望和希望的哲学——利科对解释学的推进》等,这些论文因为思想性之强至今仍然为诸多法国哲学学者所参考和引用。事实上,在“思”的层面上,叶秀山的工作从未“离开”过希腊哲学的问题,所不同只是他后来的旨趣不在专业性,而在思想性。在经过了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的洗礼之后,叶秀山渐渐认识到,整个西方哲学本身存在着问题的延续性,其中,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可以是对立的、甚至是相互否定的,但讨论的“问题”却相当“同一”。从这个意义出发,只要是认真的、有水平的西方哲学,都可以“相通”,这种“相通”的范围甚至可以扩大到中西哲学和文化的范围。但是,“相通”不等于“同一”,“相通”只有在“不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学术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中探究出“相通”的道路来。“哲学”是一门“活”的学问,它追问“生活”、“生命”中最深层的问题,虽然并不给出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只要“生活”,就得“生活”在“大地”上,因此我们中国学者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个认识的引领之下,叶秀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还尝试着从西方哲学的问题域和视野出发重审中国哲学的问题,发表了一批受到哲学界普遍关注的论文,如《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方面的沟通》、《漫谈庄子的“自由”观》、《试读〈大学〉》及《试读〈中庸〉》等,这些论文后来以《中西智慧的贯通》为题于2002年结集出版。 对于叶秀山个人而言,哲学在“思”的层面上的“融会贯通”还应表现在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和视角来理解西方哲学和文明中的问题,做出“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哲学”。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新世纪伊始,叶秀山和王树人两位先生共同提出,以哲学所西方哲学学科为主体,集国内西方哲学界的精英力量,写作一套既重视学术性、又重视思想性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全面总结和反映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叶秀山不仅和王树人联合担任总主编,二位先生还在第1卷“总论”部分中联手,叶秀山承担了“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的写作。在近30万字的篇幅中,叶秀山采用“以史带论”的方法,从西方哲学的问题入手,梳理和探讨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表现出来的三种主要“形态”:以希腊哲学为标志的古代观念,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古典形态,以及从现象学到后现代派的当代哲学观念。在这本书中,叶秀山明确阐述了哲学作为“自由知识”和“科学”的观点,他还用其实践表明,只要从“思”的角度出发,哲学史就是哲学,而不仅仅是对前人成果的资料梳理和重述。哲学的“历史”虽然处于时间的长河当中,其间有着各个哲学体系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但它更多表现出的是各个“哲学范式”之间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这些体系之间有着严格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哲学”的“历史”是一部永不消失的历史。这套8卷、12册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最终于2005年全部完成,该书毫无争议地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而且在多家学术单位撰写西方哲学史的今天,这套著作仍然是为学界所推崇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 在打通了西方哲学史上诸观念之间的连续、连贯甚至断裂的环节之后,叶秀山连续两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新生开设“哲学导论”一课,讲稿经整理后以《哲学要义》的标题于2006年出版。这一次,叶秀山采用“以论带史”的方法,把西方哲学史上出现的理论问题,如哲学的危机和哲学的可能、哲学的权利、形而上学与哲学、存在论的历史变异、知识论与存在论等问题呈现出来,并且融会了他自己从事哲学研究半个世纪的心得体会。 除了在“大陆哲学”领域内不断推陈出新之外,叶秀山一直对西方哲学中的“科学”和“宗教”这两种思维方式萦怀不已。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叶秀山就认识到了理解基督教思想对于西方哲学研究的意义,只是苦于受“宗教鸦片说”的束缚,在宗教思想领域中有很多认知上的空白点。经过近20年的积累,在陆续发表重要论文《“哲学”如何“解构”“宗教”》、《哲学的“未来”观念》等之后,2009年叶秀山终于出版了专著《科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中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研究》,系统地探讨了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将其对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叶秀山提出,“科学”是把“宗教”看作自身之外的对立物,它在对“宗教”的“否定”之中发展自身;而“哲学”是把“宗教”看作一个“被扬弃”的“对立物”,它在对“宗教”的“化解”之中发展自身。书中着力发掘出“哲学”对于“宗教”中那些被扭曲和被掩盖的理路的“化解”,有很多观点新颖且有说明力。例如,叶秀山从“时间”问题入手指出,西方哲学在经历了康德、柏格森、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后,终于把“时间”看待为“存在”的方式且被允许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未来”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使哲学能够在两个方面“化解”宗教的问题。第一,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不仅有回忆、思念,还有“希望”,“希望”就是对“未来”的自由信仰,是对“没有神”的“自由他者”的信仰,“希望”和“信仰”获得了理性的根据。基督教把“自由他者”推向极端,形成了“绝对他者-绝对存在”和天国;而哲学则始终关注“存在”这一人间、时间的事情,人们不一定需要天国也同样可以有“希望”和“信仰”。第二,列维纳斯对“他者”问题的哲学讨论使基督教“救赎论”在哲学层面上开显出了不同的意义。死亡虽然是“自我”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自我”的“灵魂”却要“寄托”在“他者”那里,从而进入一个“我”并“不在场”的“未来”,“我”的意义、“命运”将由“他者”来决定。但是同时,“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贡献”来“解救”、“赎出”自己,这中间我需要“他者”的合作,但最终“我”是在自己“解放”自己,“我”得到的只是原本属于“我”的“自由”。书中这样的精辟论断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耐人寻味的是,新入21世纪以来,叶秀山重新萌发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趣。德国古典哲学因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渊源关系一直受到新中国哲学界的重视,它也是叶秀山学术生涯的起点。但是,过去的阅读和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诸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在经过了哲学的自由精神的洗礼之后,尤其是在具备了现代哲学的视野之后,叶秀山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重新思考无疑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近十年来,叶秀山撰写了大量新读、重读康德和黑格尔著作的论文,使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真正回归了“本位”。例如,面对中国知识界耳熟能详的“否定”概念,叶秀山在《“否定”的意义》一文中肯定了黑格尔通过将“否定”引入“存在论-本体论”从而完成德国古典哲学对传统形式逻辑的改造工作,而且还提出,“否定”的“精神”在哲学上不是斯多噶主义,不是怀疑主义,也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存在主义-实在主义”,因为“精神”通过“理性”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精神”的持续“否定”意味着我们可以确信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必将到来,因而“否定”的“精神”就是一种“未来主义”。这种对古典哲学概念的现代性阐释足以令读者感受到思想在融会贯通的刹那散射出的光芒。在重读康德的历程中,叶秀山更是自觉地把康德哲学传统延续到现当代德法现象学,有意识地使自由问题成为哲学之首要问题。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形而上学”》长文中,叶秀山在深入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任务在于厘定“理性”自身的“合法界限”这一学界共识的前提下,指出“理性”在康德那里已经具有了“僭越”自身的、因而也是“自由”的“自然倾向”,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在《“一切哲学的入门”——研读<判断力批判>的一些体会》当中,叶秀山不仅把《判断力批判》视为是构成《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所涉及的两个独立“领域”的“桥梁”,而且还将《判断力批判》所涉及的世界看作是“人”作为“自由者”的真实的“生活场所”,是胡塞尔、海德格尔提到的“生活”的“世界”,一举打通了德国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环节。2013年,叶秀山历年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以《启蒙与自由》为题出版,为汉语康德哲学研究树立了新标杆。

四、艺术和美的哲学 叶秀山曾撰文告诫有志于哲学的青年学子,学哲学的人应该有广阔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因为哲学不是一门技术,它要探讨的本源性问题都是渗透于万物之中的。叶秀山曾经也是“文艺青年”,从小受家庭影响还在京剧和书法两个领域中受过训练,虽然他一直自谦为“业余”水平,因为他的兴趣在理论方面。青年时代的叶秀山一度怀着把“艺术”和“哲学”结合起来的愿望,刚出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就想通过对一个或几个艺术部类的内部的探索和把握,“总结”出一套“规律”来,将艺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开始他的侧重点全在艺术方面,认为必先成为艺术的“内行”才有资格谈美学,不大赞成“身无一技之长”而奢谈艺术,所以他在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在“知识”上还很“专业”、很“内行”。为了解京剧乃至中国戏剧发展的历史,叶秀山买了许多书来阅读,对剧团或戏班的组织结构、服装道具、行头脸谱、文武场面等,都尽力收集了一些资料。不过他的侧重点是在演唱方面,对于京剧语音、唱法以及演唱的流派等等,了解得比较具体,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部小书《京剧流派欣赏》和《古中国的歌——京剧演唱艺术类析》,都是关于京剧演唱艺术的。虽然叶秀山本人对这些“陈年之作”早已表示不满,但书中的视角对于京剧界仍然有参考价值,因此这两部书依然受到关注。2007年,它们连同叶秀山发表的其他论京剧艺术的文章一起以《古中国的歌——叶秀山论京剧》为标题再版,并于2013年、2015年再度印刷。 与京剧相比,叶秀山在书法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造诣都要胜出一筹。“文革”期间,叶秀山不仅明里暗里练习写毛笔字,1970年至1972年在河南信阳“干校”期间,他还利用早晨“天天读”的时间,“冒险”把对书法艺术的思绪和分析写在一张跟《语录》差不多大小的纸片上,1972年回到北京后再贴到大稿纸上,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这些小纸片的字句后来成了1987年首版的《书法美学引论》一书的“分析篇”。这本小书不是对书法艺术所进行的经验性的总结,也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对书法艺术所做的“包装”,而是从中西文化传统差异的角度对书法艺术的“根”“源”所进行的探索。书里叶秀山提出了“西方文化重语言、重说,而中国文化重文字、重写”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在深层次是以“字学”为核心的,这一点实际上开启了中国文化与德里达“文字学”进行平等对话的契机。 随着哲学功力的加深,叶秀山不再满足于对某种艺术形式进行概念化、理论化的归纳和总结的美学研究方法,他想探求美学之“根”。1990年,叶秀山出版了《美的哲学》一书。这一次,叶秀山没有走从“经验-艺术”到“理论-哲学”的道路,而是直接从哲学的源头入手,因此他所论的重点就是“哲学”,而非“艺术”。他认识到,深入的美学研究就是哲学,只是这种哲学侧重于“美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人的感性而非知性的生存面向;“美的哲学”是“诗”而非“思”。

五、无尽的学与思 叶秀山曾为《读书》杂志撰写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学术随笔,很受学界和读者好评,他本人对这种训练思想的小文章也情有独钟。这些随笔后来被结集以《愉快的思》为题出版,这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进入新世纪后,叶秀山不仅罢写学术随笔,甚至连很多青年学者殷切“呼求”的学术性回忆文章也不肯写,这中间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叶秀山体会到,哲学是一门站在“未来”和“希望”的立场去看“过去”和“现在”的学科。他相信“未来”才是真实的存在,“未来”包括了“过去”和“现在”。即使哲学谈论经验性的体会也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面对“未来”,他本人更愿意面向“未来”。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传统中国的“文人”和现代科学视野下的“学者”之间的区分有了新的看法。中国传统向来崇尚“文人学士”,而轻视“专家学者”,甚至认为那是“百工之徒”。近代以来此风虽有所转变,但“文人”传统仍有其根基。叶秀山认为,“文人”常“领一代之风骚”,“文人”对于“思潮”的鼓动宣传之功盖莫大焉。但是,“学术”的工作是要进行深入探讨,使一切思潮在学理和资料上精益求精,成为一个学问系统,传之久远。从加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薄弱环节的角度出发,叶秀山自愿放弃自由抒发胸臆的随笔写作的乐趣,甘心“坐冷板凳”而乐在其中。近五年来,叶秀山承担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面对欧洲哲学历史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叶秀山认为,这种“危机”恰恰有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历史发展”的“机遇”,中国哲学理应利用这个历史机遇,将西方哲学之精髓“吸收”到“自己”的系统中来,补充自己,创造出哲学的新天地,为哲学做出应做的贡献,完成哲学历史发展所赋予自己的使命。在完成这个课题的时候,叶秀山依然着眼于不同哲学形态和体系之间在内在理路上的相通、沟通和对话,而不做表面的、生硬的“比较”和“类比”。他努力从“中国哲学”的“思路”来“研究”“欧洲哲学”的“理论”,也用“欧洲哲学”的“思路”来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路”。于是,“概念-范畴”无分“中”、“西”,“理念”、“自己”、“绝对”、“主体”、“客体”等等或“仁”、“义”、“诚”、“中庸”、“道”、“天然”等等统统要归到“思路-理路”上来,这样才能探讨哲学概念范畴的真实含义。在哲学的海洋里畅游之后的叶秀山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哲学”因其“博大精深”而有“兼容并蓄”的品格,因其“止于至善”而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这是一种“批判”的精神,而非“盲目”的精神。正因其“博大”,“儒-佛-道”三家才有可能“共存”且“兼容互补”,才能在“学理”上将“异己”“化解”为“自己”,这种学理贯通的工作,如果没有“批判-慎思”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中国哲学的前景和将来,取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于这种“融会贯通”的“批判”精神之自觉。这是叶秀山在从事哲学研究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切身体会,也是他对所有哲学人的殷切期望。 哲学是一门散发着无穷魅力的、令人着迷的“科学”,它不断地向人提出问题,迫使人思考。哲学以“无”为对象,但却能从“无”看到“有”,从“有”看到“无”。“哲学”既能从“现在”看到“过去”和“未来”,又能从“过去”和“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更能站在“未来”的立场、“希望”的立场去看“过去”和“现在”。“哲学”是一门研究“无限”,研究“自由”的学门,因此“哲学”可以让我们以“自由”的态度来对待万事万物,在有限的事物中保持着“无限”,在功利和世界中保持着理性的、清醒的态度。今天,年已八旬的叶秀山依然笔耕不缀,在无尽的学与思的境界之中遨游,体会着哲学带来的无穷乐趣。这是一种睿智的人生境界。 撰稿人:王齐(1968~),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